陈年喜：矿山生活生死无状，但我从未停止过读书
“我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 / 它坚硬 铉黑 / 有风镐的锐角 / 石头碰一碰 就会流血……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 / 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 / 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 / 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 / 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 / 我的中年裁下多少 / 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。”——《炸裂志》
一首《炸裂志》，将“矿工”与“诗人”两种身份简单地拼在一起，于是，陈年喜开始以这种身份为人所知。然而“矿工诗人”四字把苦难简化了、标签化了，那些曾在零下25°中穿着冻僵的湿衣服的爆破、或是因16年的爆破工生涯得到的一纸尘肺病“判决书”的真实经历，甚至会被看成一种为了获得某种特殊身份的“苦难叙事”。
陈年喜在矿洞写诗
可能人们天生具有不愿直视苦难的求生欲，然而陈年喜面对无解的尘肺病却无法回避、只能慢慢接受：“它是个慢性病，离死亡有多远的距离不知道，但不管怎样，都要往前走。”于是，他继续写下去，就如同当年得知母亲食道癌晚期、一夜无眠后写下《炸裂志》一样——“我没有资格躺平，必须扛着生活的责任往前走，还要把写作进行下去。”
陈年喜说，他要不断写出小的横截面，当无数作品组合起来时，就能呈现人和时代的丰富性。于是，继2021年的两部散文集《活着就是冲天一喊》、《微尘》之后，陈年喜的新书《一地霜白》也已出版。当我们阅读这种写作，更要提醒自己，这并非虚构，这正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些人的最真实的生活。
下文摘选自《一地霜白》，经出版社授权发布。在文中，陈年喜写下县城中那些梦想以文字改变命运却消失的人、那些经营着书摊却逐渐破产后转为算卦的人，也写下自己为了阅读贴在墙上的报纸而“用脸盆在墙上泼了水，一张张揭下来，再读另一面”，因为在那个别样饥饿的时段，“得到一册新书比得到月亮都难”。
小城书摊考
我并不具有考据和论证这方面的资源与能力，这里的“考”，最多只能算观察、途听和记忆。准确地说，称作记录更合适些。
丹凤县，读过几本当代文学书的人大概都不陌生，它是著名作家贾平凹的家乡。说起来，这座水陆码头，人谓九省通衢之地，县制的历史并不比贾先生年长多少。据百度，1949年6月1日，首设丹凤县；1950年和1958年两次撤并；1961年10月1日，正式恢复丹凤县至今。仅70年时间而言，可谓数易名姓，风雨飘摇。
商山自古名利路。作为连通南北的著名通道，秦之尾，楚之门，南方学子由此往长安求取功名，商贾们经古道追逐天下物利，百里苍山古地留下过太多故事和诗篇。总之，这是一个有历史和文化的地方，简牍与纸张都曾尊贵过。
一
1990年6月，我第一次进县城。
这一年，我写了个古装戏剧本《桃花渡》，内容讲的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，在情节上，我努力地让它出了些新意，但现在看来并无多少价值。写剧本起因之一是我此前读了大伯父的许多藏书，《打金枝》《辕门斩子》《武家坡》《巧合奇冤》等等。起因之二是，那时候的戏剧比小说诗歌要红火得多，商洛花鼓戏《六斤县长》《屠夫状元》红遍中国，这些原本最底层出身的编导作者们因此统统一夜改变了命运。
我把剧本寄给了当时的商洛戏剧创作研究室主任陈正庆先生。他很快给我写了回信，希望去他那里谈谈剧本，并留下了一个五位数字的电话号码。我因此得幸第一次进城，第一次接触到书摊。
在县电信局柜台，我战战兢兢地用转盘式电话机拨通了那个电话号码。电话那头是一个少年的声音，他告诉我，他爸爸去西安开会了，要几天后才回来。我有点蒙，不知所措，付了两元钱的话费，走了出来。一年后，陈正庆先生调到了陕西省戏剧研究院，我无法再联系到他，《桃花渡》永远搁置了下来。去年，在老家阁楼上的一口纸箱里，我见到了初稿本，已被虫子蛀成了网筛。
电信局门口，摆着一溜长长的书摊，花花绿绿，中国当时发行的书刊，这里几乎尽有。书摊前人头攒动，男女老少混杂。摊主一律很高冷，一副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样子，任顾客怎样讨价，决不让步。
那时候，我正是一位热烈的文学青年，左邻右舍能找到的书已被我读遍。在贫困遮蔽的乡村世界，得到一册新书比得到月亮都难，对于我来说，那是个别样饥饿的时段。这就是我梦里无数次来过的书摊啊！真来了，怎能空回？何况口袋里还有余钱。
那真是个读文学书的年月，无论哪个书摊，都以文学书刊为主打。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诗刊》《当代青年》《今古传奇》……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当月新刊，展现着这里与当下文学前沿联系的紧密。
我问，怎么没有《诗神》？那时候，写诗的人读河北石家庄出的《诗神》。《诗刊》虽掌诗界大旗好多年，但已显僵老，精品度远不如后起之秀。摊主挥手向西：那边有的是。
县城西头，是车站和县医院所在地，书摊更铺张，真是书籍如海，除了期刊，更有杂书，如《云海玉弓缘》《七剑下天山》《保卫延安》《小五义》，也有西方名著。最火的是汪国真的《年轻的风》。
我倾其所有，买了一抱书。心里想，住在县城真是好。又想，做个书摊主该多好啊。
二
自此后，隔三岔五，我就会进城买书。
那时候，从家乡小镇上到县城还没有正规的班车，一辆大解放，绿漆斑驳，车厢拦腰系两根鸡蛋粗的草绳。这样可以防止乘客们巨大的摇摆力量把车厢撑开，又可以让人身有所倚。山路崎岖而坑洼，一厢人柴火一样码在一块，腾云驾雾似的来去。在无缘乘坐它的时间里，我无数次艳羡地看着那些去往大世界的人们。
慢慢地，我和几位摊主成了朋友。有一位河北来的老王，可称忘年之交。老王在丹凤邮政局门前摆摊已经五年，他是保定人，听他说，此前他就一直做书摊生意，为把生意做得更大，老婆在老家摆，他来到了这里。
老王卖书也读书，文史知识颇丰富，常让我云里雾里又无限羡慕。他常捧一部《清通鉴》，读得忘乎所以。与当时流行的二月河正好相左，对康雍之治他有一套自己的观点，他说：“以康熙对待文士们的态度，他就是个浑球。”他卖的主要也是文史书籍。我问他：“卖书挣钱不？”他神秘兮兮一笑，我知道了那一笑的内容：挣钱。有一回他告诉我，他的书来路便宜。原来他的老家有人专门做盗版书，什么书紧俏就做什么书。他说：“陈忠实得感谢我们，没有我们，他传不了那么远。”
图自网络
到一九九九年去矿山打工之前，我差不多读了十年书，十年里，我把人生理想和山上地里抠出来的收成都压在了这些书本上。我肚里的一点底子，就是那段时间打下的。记忆特别深的是一对夫妻，两人共同经营一个书摊，一把架子车，早晨拉来，傍晚收摊，从未间断。架子车上铺一张巨大的木板，他们摆的是流动书摊，东西南北到处窜。女的特别能吆喝，男人则讷讷少语，他基本上是个纯粹的车夫角色。这位男人，后来成了非著名作家，一副眼镜，一身总不合体的旧衣服，一张苦脸，像一根苦瓜。在县城的街上，我经常碰到他。丹凤苦焦，物无产出，人无出路，有数不清的这样的人，梦想以文字改变命运。文学害了他们，往深一点说，他们也造成了互相伤害。
除了卖书的摊，也有收书的摊。有一位河南洛阳的小伙，不叫不喊，一个牌子写两个大字：收书。铁画银钩，堪称书法。他专收繁体竖印的线装书，有时一天收到三五本，有时一本也没有，不知他靠什么生活。
还有一位摊主，留着当地青年身上少见的长发，自称诗人。极善辩，他摆书摊好像不为卖书，是为了和人争辩。他熟读爱伦·坡、里尔克、马蒂，甚至熟悉他们的隐秘。
整个九十年代，丹凤县城有多少以摆书摊为生的人？恐怕谁也不能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。他们来来去去，生生灭灭，像一茬茬草木。但总的说来，是烈火烧不尽的春草。公办的新华书店无力与它们对抗，搞起了烟酒中介营生。
图自网络
三
1990年冬天，我开始了矿山打工的生活，山南水北，漠野长风，一去十六年。
十六年里，也有过无数次的回来与离去，每次，我都尽力拐到县城的书摊上，买几本书刊。矿山生活苦累而荒凉，书本可以打发那些令人窒息的时间。
渐渐地，我发现书摊的数量在变少，它们的根据地在萎缩，城东城西的书摊都集中到了人口稠密的中街一带。书的种类也在变化，很多算命的、八卦的，更多的是学生辅导书籍，纯文学书刊基本消失了。老王回了河北，据说做了锅炉工，肚子里的文史随着一锹一锹煤喂进通红的炉膛。那对本地夫妻卖起了旧家电，更多的摊主也干起了别的营生。当然还有坚持的，比如花白头发的老张。他原是企业工人，因为改制下岗了。他的书品相好，价钱也硬气，我一直是他的常客。
有一天，我从甘肃天水回来，正好有两个小时的候车时间需要打发掉，我又去了书摊。书摊早非昨日气象，换上了年轻的新面孔，他们用电喇叭叫卖。
老张正把书往一只编织袋里装，离天黑还早，他早早收摊了。一起一伏之间，更加暴露出他花白的头发。他嘟囔说：“真是卖不下去了。”他对我说：“你随便挑吧，不管好赖，两块钱一本。”我突然有些难过。为了安慰他，我挑了一大包，给了他五十元钱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他终于消失了，那个落日黄昏，是我最后一次买他的书。
图自网络
丹凤县城早已不复“去年天气旧亭台”，座座高楼仿佛一夜冒了出来，那些没有来得及拆建的老房子，像乡下来的寻亲人，苍老而羞愧。偏偏霓虹灯的光总要打在它们身上，让它们更加无处藏身。
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发现县城的书摊也更加少了。它们被巨大的商业的聒噪声埋压在了角落和缝隙里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有些不适应。生理学上有个说法，说一个人失去了某个肢体或器官，很长时间里，他会觉得那个肢体或器官还在，老想着用假想中的它们去完成一些事情。已渐渐不复存在的书摊，那些认识不认识的摊主，就是我和许多读书人身上的那个肢体器官。
2015年，为了方便孩子读高中，我们全家搬到了丹凤县城的一处租住房。也是从这一年起，我离开了矿山，长年机器和炮声的震荡，听力几近丧失，人到中年，不得不重新选择，开始另一场生活。而当我重新打量将于此生活的这座小城，一切似乎已变得无限陌生。
县城的规模已经扩大了三倍，据说城东到城西有十公里路程。到处都在建设、促销，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。书摊和报亭彻底退出了舞台，上场的是各类咨询、培训和卦摊。人们的命运飘摇茫然，似乎这是唯一可以打探和把握未来的地方。凤冠山开发成了旅游景点，唯有流了千年的丹江一日小过一日，变得浑浊不堪。
走在快递员和城管呼啸穿越的街道上，我常常想起那些书摊，那些摆摊的人们，那些可能早已化作纸浆或尘泥的书籍，心里止不住轻声问一句：你们还好吗？
二〇一九年六月十八日
我的阅读简史
1991年冬天，世界落满了大雪，我说的世界，是从商洛山到长白山广袤的交通沿线。
腊月初一，我带着1200元路费赶往当年座山雕耀武扬威的那个林海雪原城市桦甸，与初恋女友相见。在洛阳火车站，我看见一列列火车鸣着笛，拉着巨大的松树原木从远方驶来，原木上面蒙着薄薄的雪，远远看着，像蒙了一层破污的白床单。我听旁边的人说，这是从大兴安岭运来的，做轨道枕木用。那一天，洛阳有风，寒冷，上空也飘洒着零星的雪花，状若落樱，未落下来就化了。我想象中原的雪与东北的雪质地的区别，想象东北的寒冷。在火车站广场前的小市场，我买了一件仿皮夹克，顺带又在旁边的书摊买了本《百年孤独》，准备打发长途的寂寞和寒冷。其时，我并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征服了世界，买它，完全是鬼使神差的偶然无意。
从洛阳到吉林，加上北京沈阳两处的转乘，历时整整五天五夜。沿途大雪茫茫飘落，我缩身在硬座一角，把这本据说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代表作品通读了一遍。《百年孤独》讲述了布恩迪亚家族七代人的兴亡传奇，马孔多小镇百年的变幻风云。让我惊异的不是马尔克斯而是译者，他怎么能做到将完全相异的语种，置换成这么流畅、磅礴的中文？《百年孤独》已不是一本小说，在我二十一岁的青春世界它是一道窗口，它打开了一条通往远方的通道。通道那边那个异质的世界充满了异质的迷幻、传奇、生死、爱恨、迷茫……人的生命是孤独的，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孤独地死去，漫长又短暂，充满了非逻辑性。人与人之间密密联系又如此疏离遥远。
当我从水银泻地般的语言和天马行空的故事里抽离出来，最终要到达的城市终于到了。满眼是坚硬寒彻的雪。一个矮矮的戴着毛线帽的女孩在站口等候已久。我依然在故事带来的震颤里不能自已。这是我第一次读完一部长篇小说，且是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作品。我是幸运的。
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到2000年间，我生活的农村世界封闭而沉默，两省三县夹角地带的山乡是一个独立隔离的世界。因为通道狭窄，国门洞开涌入的思想、文化与文学热潮离这里还十分遥远。这时候，我开始写诗。阅读的资源仅有村里订阅的《陕西日报》《陕西人口报》等，好在这些报纸的副刊上总开辟有文学诗歌园地。
我为什么那时候选择了写诗而非别的，充满了缘由又无理由。总之，生命与行为，是逻辑又非逻辑的。开始我以为它的门槛很低，写到最后，才发现门槛高得入云，并非凭热情和学习可以到达。
我的大伯父终生未娶，他一生似乎活得很无趣，唯一的爱好是读书，似乎读书比一日三餐重要得多。他是一位羊倌，终年赶着生产队的四五十头羊在山上放。羊们在山上啃草或晒太阳，白花花的，他在山头捧一本书，像另外一只羊。他的桐板黑木箱里藏着许多书，大部分是线装那种，《小五义》《巧合奇冤》《打金枝》《毛泽东选集》等等。老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才通上电，为省电，家家使用的灯泡都非常小，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我读完了他的藏书，并写了一本才子佳人题材的古装剧《桃花渡》。随后，是十六年的矿山爆破生涯，漠野天荒，风雨漂荡。是阅读，帮助我打发那些令人窒息的生死岁月。
也是火车上，从西安到喀什（其间在库尔勒转车），也是五天五夜（虽然这时火车已经几次提速，奈何河西走廊与天山山脉太广远了），我读完了《唐山大地震》，钱钢的二十万字报告文学。对于我来说，这是一次真正的心灵的地震。
大地震发生的1976年，我还很小，广播里播放了一些消息，那时候脑子里还没有数字概念，我无法想象、还原那样的惨景。大人们在屋外搭了棚子，天天晚上领着我们在外面睡觉，民兵整夜巡逻，除非需要取急用的东西，谁也不敢进屋子停留。可见大灾难对人的震动之深。
《唐山大地震》让我第一次进入那场灾难的场景之中，血腥、哭喊、绝望、不屈与求生，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在书中再现，使往事并不如烟。这是文学的力量，也是文学的功用。可以想见，多年之后，钱钢写这本书时下了多大的功夫和心血。那宏大的架构，细微的细节，具体而精确的数据，汇聚成振聋发聩的力量。可以说，它们对我后来的写作，甚至观察与思考问题的态度、方法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，也影响到我的纯诗歌写作。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叶尔羌河畔的无名矿山上，这本书一直伴着我，也伴着一群心无可用的人。可惜后来离开得匆忙，丢在了工棚里。
在这十几年里，矿山生活生死无状，但我从未停止过读书。矿山荒凉，人渺小无助得像一粒尘埃，书让我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，度过漫漫长夜。记得在萨尔托海，人烟遥远，信号不通，夜夜大漠星光，长风永不止息。在一个废弃的工房里，墙上贴满了《克拉玛依日报》和《中国黄金生产报》，我每天下班后都会去看几页，后来所有的墙面都读完了，我用脸盆在墙上泼了水，一张张揭下来，再读另一面。
我最感兴趣的，是那些泯而不彰的地方史。“历史的建构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”，那些泯然于时间风尘的人事更应该被记住。2006年，在南疆的阿图什的街上，我跑遍了所有的书店书摊。我发现书摊的意义要比豪华的书店大得多。
这座汉宣帝神爵二年归入汉朝版图的城市，古老又年轻。三月，大地渐暖，雪山融化，艾孜力河静静奔流。我和几位同伴在这里有二十天的受训和爆破资格考试时间。在此前，我对这座深藏戈壁的城市一无所知。为了了解它，我尽一切时间去淘书，可惜书摊很少。我跑遍了全城和晨昏，虽然纸质收获一鳞半爪，但读懂了博古孜河、诺鲁孜节、秋吾尔、库姆孜等艺术、历史、自然与人文的大书。
《山河故人》
2010年左右，我开始使用手机，随后开通了博客和微博，中断了近十年的写作再次开始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网络成为我阅读的一个重要渠道，它快捷方便，随手可得。很多人说网络阅读是碎片化的、无效的，这是一种很大的偏见。当你把这些碎片连缀起来，它就是一个巨大丰富的集合体，我们从其中离析、整合、取舍、扬弃，最后的收获更见真卓。
网络为我们打开了无数的世界，我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电子书。它是摸不着的，又是最真实的。它包罗万象，宽阔无岸，只要你手里的电子设备一直在。几年时间下来，我的“微信读书”电子书架已满满当当，读过的书大概有《穿越百年中东》《混沌世界》《江城》《温故一九四二》《去海拉尔》《印度受伤的文明》等一百多部。
2015年初夏一场手术让我的颈椎再难如常，很难趴在书桌上去长时间读书了。手机阅读的便捷简单正好补上这个板。我常常躺在床上，手捧手机，左边累了换成右卧姿势，左眼累了换到右眼，特别感兴趣的地方随手复制下来。最便捷的是，两部手机，同时打开两本页面，对照着读。那些重叠的，错误的，用心的，立即可辨。
人为什么要阅读，什么才是阅读的有效作用？似乎有答案，又从来没有过答案。世俗地看，所有的阅读都是无效的，只有个体的生活和命运到了那些逼仄处，与内容产生了对应，那个“效”才会显现出来，有时如春光乍泻，更多的如清风无声。集合起来，所推动影响的就是时代与历史。
世界广大，风景与风雨无边无际，书籍的车马带我们远行，或者回来。
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四日
《山河故人》
抄稿记
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我的字写得已经在班级有些名气了。因此，我常常接到抄稿任务：黑板报文章，老师的教案，学习资料的油印刻板……反正，总有写不完的字。
我就读的初中学校是全镇唯一的中学。那时候还不叫镇，叫区，辖制着五个乡二十多个村。从初一到初三，有一千来名学生。那时候，很多家庭并没有供孩子上中学的条件，很大一部分孩子都辍学了，或在辍学的路上，一些人早早参与了家庭生活和生产劳动。这一千来名学生，是同龄中的幸运者。唯一的学校，自有唯一之处：它青砖结构，白灰勾缝，乌瓦为顶，精致而结实，与远处的农家比较，表现出醒目的讲究之气来。教室整齐地列着三排，教工学生宿舍整齐地列着三排，而操场大得跑一圈要饿掉裤子。
唯一之处，还有它的院墙，土砖垒成，高两米，墙头长满了仙人掌。仙人掌们在季节到来时，会开出黄色或白色的小花，奇香在空中飞翔，又绸子一样挂在草尖上。它的利刺根根指向天空，在太阳下发出利光。院墙根，一排高大的白杨树（据说，它们来自新疆），枝叶密匝，树冠直抵云空。
如此高墙深垒，还是有一阵风从仙人掌的刺尖和白杨的枝叶间吹了进来。它就是文学。那时候，文学是一阵飓风，吹折多少大王旗。
姚老师是初中二年级一班班主任，他调来学校时，我已上初三，本来无缘交集。他写小说，写了一个中篇《大丁子》，一本方格稿纸，五十页，从头到尾改得密密麻麻。他认识我的地理老师。他大约没有时间，字也写得极歪扭，他通过地理老师请我抄写。
小说的内容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晰：兄弟俩，父母亡故，相依为命，哥哥辍学供弟弟上学，初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到弟弟有能力可以报答哥哥恩情时，哥哥却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故事很凄美，细节如历，多少有《人生》的影子，抄得我常常掉下泪水。
初三课程紧，抄稿催得更紧。我个子高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桌上一摞书，我躲在书后面抄写。抄着抄着，进入了小说情节，想象着也有一位这样的哥哥，供我衣食书费和温暖，供我考上大学；想着有一位美丽善良的城里姑娘爱上我，两人从此走向远方。抄到情深处，止不住叹出声来。
老师以为我遇到了难题，停止了讲课，转到我身后，想帮我一把。我兀自沉浸在故事和想象中奔跑，被捉个现形，没收了稿本，老师要我当堂检讨。我急出一身汗，不是急自己检讨丢人，是急小说稿有去无回，急姚老师被暴露，急大丁子小丁子的故事从此可能无缘出现于文学现场。我信誓旦旦，保证今后再不抄小说稿了。
一周后，我又被捉住了。这次，怎么保证也没有用，我被当堂授予“两面派”的绰号。这个绰号一直伴我读完初中，离开镇中学。那个多雨的夏天，我将它和书包一起丢弃在了中学尽头的路边。
《山河故人》
不久，姚老师调走了。我一直不知道，经我手抄写的《大丁子》有没有被发表出来。我没有钱去订阅一份杂志，何况杂志那么多。姚老师很年轻，一副眼镜戴不稳似的，过一会儿，扶一下，过一阵，又扶一下。后来知道，小说内容写的就是他自己，他出身苦寒的乡村。
那时候，这片地理上铺满了美好的文学情结。而后来的时间，为这些情结提供了足够荒诞又严肃的答案。
我现在才知道三毛本名陈平，和我同姓。三十年前，我抄过她的《闹学记》。
1990年的冬天漫长又寒冷，那一年冬天的雪下得异常冗长，从十一月一直下到春节。我坐在我家仅有的一扇玻璃窗后给远方的一个人写信。那封信也异常冗长，整整写了二十天。信的内容是三毛的散文《闹学记》。
远方的人是一位女孩，她住在白山黑水间。她的家乡以盛产桦树林和金矿出名。那一年，她二十岁。
《闹学记》写了一群孩子的学习和生活，打打闹闹，恩恩怨怨。我觉得写的就是我和她。我把它抄写下来，就是让我们在其中相见，这是一纸最好的表白，远胜过一本装订的书。纸是蓝色方格稿纸，纸质细腻，是一位邻居在市电视台做保安时拿回来的电视台专用纸。笔尖落在格子里，像光从木格窗棂上打进来一样柔顺。我不让稿纸上出现一个错字、一个有误的标点，甚至不愿漏掉一个字符，我要让她真切地看到三毛生命里的一段时光和微澜。因为这些微澜也是我们的。我抄写得异常缓慢。
整个冬天，窗外慢条斯理地飘着雪花。太阳有时候出来，映照着它们在空中飞舞。地上的雪，薄下去，又厚起来，如此往复。冬麦青润，大地交由它们宰割。远处的五峰山松涛如怒，把雪花吹送到山那边的异乡。
翌年，我去了她的家。我在洛阳买了件御寒的仿皮夹克，坐火车，五天五夜，到了她的城市。她来火车站，拿着我抄的《闹学记》做接头的信号。天空下着雪，她穿一件驼毛大衣，没戴帽子，头顶一片白雪。
一年后，她来信说，一场大水，家被淹了，书信全没了。最后说，我要结婚了。
2012年，机缘巧合，我路过她的城市，她带女儿来接我。女儿眉清目秀，分明是那年我抄写的一本《闹学记》。时序正是四月，她头顶一缕雪，和那一年的一样白。
世事苍茫，世界仿佛一只魔方，如今，我们再也不用手抄稿了。也再没有人能见到我那时的字，一如没有人能进入另一个人过去的时光。这也包括我自己。
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三日
《一地霜白》
作者: 陈年喜
出版社: 山东文艺出版社
出版年: 2022-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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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大潮中，如果你还在追求个性，期待阅读真正有品味有内涵的内容，希望你能将读书君列入你的“星标”，以免我们在人海茫茫中擦身而过。